Michael Jackson與編織的女孩

麥克死了。那架嶄新的收錄音機裏重復播放著Billie Jean，陣天價響，伴隨一旁的針織機器的唰唰聲。表姐瘦黑的雙手忙著編織，下半身隨著音樂的節奏搖擺，沒有太空漫步，十八，九歲的夢想已飄到虛空。
時間是80年代中期，台灣的經濟剛要飛騰，四處彌漫著向錢看的氛圍，即使鄉間也一樣蠢蠢欲動。有一年，我們在海線鐵道旁的一間三層的水泥樓房共處了一個夏天。那其貌不揚，陡地在70年代後期蓋起來的水泥洋房，像春筍般的四處林立，代替了台灣早期的四合院。它絲毫沒有建築美感，實用度也不高，全然只是當時人對所謂洋房的崇拜。但四合院像是老奶奶的裹腳布，人人急著拋棄，像約翰藍農逐漸被淡忘般。那是我第一次與麥克相遇，從披頭四的藍調搖滾直接跳躍到雷鬼結合搖滾的重金屬音樂，不能說適應良好。但麥可的I will be there讓我有了過度期的機會。
房裏熱氣蒸騰，一把強力電風扇發出的聲響被麥克的音樂遮掩了過去。蒼白的我看著針織機器前架上的圖示，兩手緩慢在那些針織線裏來回糾結，臉上的大眼鏡不停的因著熱氣在鼻翼上往下滑落。表姐時而踏著她的舞步到我跟前糾正我的錯誤。她對學了一段時間還是看不懂圖示的我有點不耐，百般不解我腦袋瓜裏到底在想什麼。我的錯誤延誤了她的效率，但她還是希望有我為伴，否則她一個人在二樓，即使有ICRT的熱門音樂，好像也對抗不了樓下的員工播放AM頻道裏的鳳飛飛或江惠，"總是有種沒有辦法Beat it 的感覺。"她說。外表叛逆的表姐聽從父母的勸說，到這個針織家庭代工的地方工作，不是全然順服。她視為夢想前的犧牲。
那些前衛新潮同等於壞學生的歲月，將她從學校裏拋了出來。驟然失學的她並沒有多少遺憾，成天想的是如何說服父母讓她到繁華的台北展開她的綺麗冒險的人生！她的熱情需要Thrill來發洩。年齡讓我跟表姐親近，在長輩眼裏我們同樣的叛逆，但也許是那不同方式的體現，表姐的全寫在臉上及外表衣著，我的全積壓在腦部及質疑的眼神，蒙朧間似乎註定了我們將帶著同樣被擠壓變形的慘淡青春，奔走向不同的夢想世界。彼時表姐名號小黑，因由於她的天生的黝黑膚色，及一股桀驁不遜的氣質，而我帶著"大眼鏡"的綽號經常前後跟著她，看著她從崇拜楊林，金瑞瑤到麥克及馬丹娜。我們很少談彼此的夢想，甚至很少談心，兩個青春靈魂各自反叛著不同的圖騰與體制，而在彼此眼中找到慰藉也似，我們的親近似乎是唯一對抗外界的能量。
麥克那些令人驚嘆的舞蹈動作及樂聲裏隱約釋放了青春歲月中對未來的期待與不安。我們在悶熱的樓房上隨著麥克的樂音編織著一件又一件的針織毛衣，時而充滿燦爛的顏色，時而晦暗無形，一堆堆的成品佔滿樓房一角，像是麥克的聲名一直在往上爬升般，越堆越高。那是我的第一分工作，維持不到一個月，我便放棄了。表姐繼續她的編織夢想，她帶著自己的收錄音機，放著西洋流行音樂的卡帶，麥克的大幅照片掛在床邊，一路高唱I am bad, I am bad.........

我的偶像西蒙波娃與沙特讓我看來永遠像是個憤世嫉俗的人物，受波娃影響深遠，更讓我外表永遠看來似乎是遲遲沒有發育完全的女孩。我對流行文化的無知讓表姐吃驚，我對外表的無心讓她意外，在瑪丹娜的拜物女孩的樂聲裡，我的表姐已是我追趕不上的時尚尖端女子。漸漸的我們漸行漸遠。

即使那年夏天麥克的歌聲鎮日在我耳邊作嚮，他的音樂從來沒有真正註冊在我的生命裡，直到他死後的這幾天。伴隨他的鋪天蓋地的死訊，他的音樂又熱絡起來。新聞裡傳來一首接一首的名曲，我心裡裝滿的卻是那個夏天在那水泥樓房上那兩個青春年華的女孩，她們的夢想，她們的失望，甚至憤怒，歲月像麥克的舞台慢慢淡出般，一直到人生的坎坷腐蝕了她們的天真與純然，最後只有薄弱的希望之光偶然閃耀心靈一角，讓生命的舞步繼續。

麥克死了，那兩個編織的女孩的夢想不知是否還繼續點燃發光？

白宮的菜園

喜歡閱讀紐時的專欄評論家Maureen Dowd的文章。幽默，嘲諷，機智又不失主題式的寫作風格來評論社會現象或時事。今天她寫了篇有關歐巴瑪努力要推銷從他的美國健保改革的文章。

眾所周知，歐巴瑪的身材與風采不相上下，全靠他平時從不中斷的運動和健康的飲食習慣。他喜歡吃一種微微帶苦味卻又甘甜的沙拉arugula，大選其間還為此被共和黨的對手拿來大做文章一番，說他是常春藤出來的精英份子之外，還是個跟一般美國中低階層的民眾不同的城市雅皮。吃沙拉跟雅皮又什麼關係？要了解這個關係，得了解美國的階級意識與飲食文化。在美國，加工食品一般而言要比新鮮蔬果及肉類來得便宜許多。歸功於那些控制美國的農業生產方式的食品公司，及那些為這些大企業農業工業化的遊說團體。因為大量及便宜，成了美國中低收入家庭最主要的飲食來源。若說美國人民過胖的嚴重問題是這個現象造成的，似乎也不為過。當然缺乏運動及過量也是問題。在這樣的文化裡，能夠有新鮮食材選擇的人，被視為是經濟實力較優渥的人，也因此歐巴瑪的飲食習慣才會被積極要拉攏中低收入選民的保守勢利拿來做文章。

但自從歐巴瑪進入白宮後，幾次被媒體捕捉到在漢堡店用餐，當然明眼人知道他是刻意要營造親民的形象。對那些中低收入的群眾釋放出我跟你們一樣的訊息。這讓我想到了台灣的連戰先生那個上千圓便當的爭議及馬英九的陽春便當的故事。當然性質全然不同，但最終目的同樣是如何贏取民眾的好感。而了解歐巴瑪的人士，則知道私下的他是個非常重視健康飲食的人。Mureen Dowd這回寫道；他上週六到華府的喬治城區用餐，三個小時的餐會，全程僅僅吃了一根薯條！就在他積極地向美國民眾推銷他的健保改革的當下，歐巴瑪不止一次告訴美國人民，飲食方式對健康的影響，希望美國人能多食用蔬果及新鮮食材，改變那些讓你肥胖及生病的速食飲食方式。但他當然也了解這種選擇給一般家庭帶來的經濟負擔，在當今經濟衰退的同時，他的言詞非常的謹慎保守，以免又給對手攻擊的機會。

但也因此讓許多他的支持者失望。這些人如Mureen Dowd般認為他釋放了一個矛盾的訊息給社會大眾。一邊為了取得中低階層的民眾的好感而大吃漢堡，一邊又告訴美國群眾要改變飲食方式，還在白宮草坪上大種有機蔬菜，雖然大部份是第一夫人的功勞。

當政治領袖要改變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習氣時，妥協是必要的手段。畢竟美國是個民主政治的國家，不能主子說了算數。要如何贏得那些死對頭來認同你的主張？首先你大概得先贏得他們的好感。我想這也是政治人物無法避免的悲哀。再怎樣的有理想，總是不能硬著來，手腕的運用即是一門政治學的最高藝術。私底下，歐巴瑪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左派的總統，因由於他的成長與時代背景。但入主白宮後也不得不向中間靠攏些。在美國自由派已經抬頭，也取得政治勢利的當下，有人主張歐巴瑪似乎可以放手一博，像布希當時執政時那般，時時來個強過關山式的法案。問題是美國社會能夠經得起再次得分化嗎？也許這正是歐巴瑪的考量。如果他真的如此算計，那麼美國人有這樣一個有深思熟慮的領導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歐巴瑪似乎故意拋出，讓健保改革的議題給予社會一個辯論的機會，也許美國人民能夠從這樣的辯論裡，學到除了依賴醫療之外，自己可以掌控的部份更是預防疾病的產生，而飲食就是其中很大的關鍵。從此，能夠意識到自己國家的食物是如何生產，而那些食物大企業又如何控制人們的飲食消費習慣。唯有如此，美國的飲食文化才有改造的可能，談健保改革也才才更有意義。當多數人都希望吃arugala 時，當吃新鮮食材不再是經濟有能力的人的專利時，當歐巴瑪不必刻意跑到漢堡店跟群眾博感情時，健保應該已經是一個沒有政治爭議的議題了。

美國人民何時才會了解到社會上什麼都徹底資本化，卻缺乏人性初衷的遺害？希望健保改革可以敲醒美國群眾昏睡過久的意識。到時白宮的菜園除了實質作用外，才能達到它的象徵意義。

無名式的螺旋

一個春天的午後，前天的夜雨仍然浸潤著今天陽光普照的墓園。在陰溼的角落與土壤裡，紛紛吐露生命的霉苞在這巴黎一處的墓園下，和緩安靜的蠕動。散步在醉人的春陽燦爛之間，妳是看不到的，那樣微不足道的生命，反而是那些排列整齊的墓碑吸引人們的目光。然而生者從墓誌上可以嗅出多少死者生前的訊息？

墓碑上的墓誌大同小異，死者名，何時生幾時走，幾乎無人能免俗的得讓人們知道某某人到過地球走了一遭。又從墓碑形式可以得知此人屬於何種宗教信仰，在西方這是那麼的具有文化認同的象徵，當然更無可少。但也有些墓碑刻意表現個人對死亡與生命的看法，凸顯一反常態的特色，增加了藝術的旨趣。

相對於中國人對死亡的忌諱，墓園是一處一年親友才到一次的地方，平常雜草叢生，墳墓更常因風水之故，形成各有各的面向，而猶如亂葬崗的景象，再由於人們對亡者的恐懼，墓園通常也遠離塵囂，總在偏僻所在。沒有人會想到墓園裡散步沈思，然而在巴黎有幾處迷人的墓園，吸引人們來此的，除了那些名人墓碑外，應該是那分寧靜和詩意般地貼近死亡的感覺。多少生命的盡頭齊聚在此整齊而規律，白天除了來訪的外人，還充滿著管理人員，園裡沒有死亡的氣息，卻透著寧靜而讓人不自主地沈思生命本質的氛圍，無怪乎園裡總是散布著人們，或緩步其間，或安坐在園子裡的椅子上，無所視事的，只是坐在那兒，與一群死亡者，並存。傍晚在特定時間，一道門，隔開俗世和幽冥。

在園子裡有這麼一個墓碑抓住我的目光，那是一個大理石碑，簡單在碑石中間刻著一個螺旋，無名，無時間，無任何宗教圖騰，就是那塊石頭和螺旋。螺旋，一切生命存有的源頭，有其生物上的實質意義，更有哲學上的抽象思維，代表無始無終。我不知這位亡者生時是個什麼樣的人，但我想這個生命似乎已經預告了重生。

我的新工作

我已經沒有工作許久了。如果說對工作的定義是有固定收入，還有固定的地方，在固定的時間內必須出現在那兒；我真的是沒有工作許多年了。我的沒有工作的生命形態跟自己從小到大都在抗爭一個意識形態有著根深蒂固的關連。而這個意識形態就是世俗裡認為的成功定義，有時是功成名就，有時是財富的多寡。在很小的時候，我就對人為什麼要工作有很深的質疑，雖然現實不斷在教會我，多數時候人們不工作，就沒飯吃。而這樣基本的生存道理，顯然沒有動搖我對工作本質的思考。那涉及生命存在意義的本質與人類社會架構在這個星球上的價值。或也許這些都成了個人不願介入社會的生產結構，一直在邊緣徘徊的主因，或毋寧這只是個人的能力問題，而將果倒為因的藉口罷了。不管理由為何，我這非主流的生活態度就這樣在多屬困頓，時而順意地在時間隧道裡幽幽獨自潛行。

我不否認這裡頭有著反社會性格的態度，只是端看個人反的是什麼價值罷了。我，單純的只是想人類的存在一定有什麼大於只是追求世俗成就的現象。雖然工作只是世俗生活裡的一部分，人類還有許多面向值得探索，但顯然的工業革命後，工作已經成了人們生命裡異常擴大的一部份，而且份量的增加已到達工作同等於個人存在的價值的階段。在這樣的狀況裡，人們怎麼認定自己存在的價值呢？僅憑個人的工作內容嗎？這就是我最大的質疑。

我是一直在被自己的質疑所困惑，甚至演變成了一種個人的掙扎。若是個人的工作是種創造並帶給個人心裡上的充實與滿足，那麼工作顯然不是一種折磨。事實的情況是，世界上多數的人會告訴你，他們的工作只是生活的保障而已，很少人從工作中得到什麼意義感或成就感。而那些能夠有後者的人們是少數且幸運的一群。在當下世界經濟體系裡，工作的意義早已被固定了，多數人只是在扮演一部巨大的機器裡的一個小螺絲而已。當這部巨大的機器發生了問題，立即的受害者通常是這些小螺絲，但這機器的製造者，無法看到這些小螺絲的角色。這是世界經濟體無情而實際的現實。這部巨大的運轉機構需要人們如你我，加入行列，生產及消費，讓經濟不斷成長，這是那些堅信唯一使得這部巨大機器繼續運轉的機器製造者的教條，他們存在的依據。我真的要加入這樣的行列嗎？

我在一個後農業社會裡成長。那是台灣四處將農田轉變成加工出口區的年代，我的父母經常花更多的時間在那個生產行列裡，而忽略了自己擁有的土地。我也在那樣的氛圍下被鼓勵掙錢的重要性。看著許多鄰居，學校同學的家人把自己的客廳變成工場，堆滿了塑膠袋或其它待加工的產品。經常看到一群群的社區婦女老幼，蹲坐在自己的廳堂，手腳不停的－－生產。在那個年代，那是許多台灣農村家庭的巨大額外收入。唯有我從來不是生產者，而是破壞者，經常反抗性的宣示：人們不該成為工作的俘虜！！不願加入生產的行列，使得我背負懶散的罪名。一向叛逆的我，只有更加篤定自己的認知，思維工作的目的成了我一生的常態。

唯一讓我不安的是，自己無能是個生產者，卻是個無愧的消費者。當工作的定義同等於貢獻社會，一個無法生產的人如我，想必是有著極深的罪惡感的。事實上也是如此。我經常有被自己反的意識形態打倒的感覺。一個無能生產的人，至少要創造，因為創造是比生產更高層次的存有。我一直有這樣的認知，直到我重新學習存在其實可以沒有任何目的，這種深奧的東方哲理，來解救我滿腹的罪惡感為止。這哲理可以自成文章，在此就不論述。

還是回到我的工作情結上。最近這情結似乎又高漲起來，幾乎混亂了自己的身份認同。於是先生在看到美國總統的隨身助理後，跟我說：嗯，那麼妳的頭銜就是我的特助好了。美國人皆知歐巴瑪有個幾乎24小時的貼身助理，一個從幫他拿外套，送報紙，遞黑莓機，到定球賽票的隨身保鏢。他曾是個運動好手，也畢業於法學院，但為了歐巴瑪，犧牲自己的前途，或創造自己的特殊前途，目前還尚早斷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瑞及羅勒。他可能犧牲小我去完成大我，而我不太清楚先生這樣將我的角色與之相較是否恰當？只是我跟瑞及的工作內容真的是相去不遠。我深深了解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及在此間無法避免的工作內容，但我絕對厭棄這個頭銜。